文学与改编

小说的叙述者到了电影里，去了哪里？

小说里总有一个声音在安排我们怎么知道。电影把这件事拆开：有人在看，有人在听，有时还有人在画外说话。叙述者没有消失，它改行了。

文字的「谁在说」，镜头里变成三处

读小说时，我们跟着一个叙述位置走。它可以全知，可以不可靠，可以钻进某个人物脑子里说话。改编一旦只问「忠不忠于原著」，这个问题就被逃掉了。该问的是：原来那个说话的位置，电影把它派到了哪。

常见的落点有三处。第一，机位和焦点：谁被允许靠近，谁只能远远看见。第二，声音：画外音、音乐、听得见却看不见的人。第三，剪辑顺序：先给什么，扣下什么。三处可以合作，也可以互相拆台。巴赞谈深焦时争的是观看自由；谈叙述者时，争的是知情权被谁掌管。

叙述者不是一个角色。它是一套分配看见和听见的权力。

《肖申克的救赎》最清楚。斯蒂芬·金的中篇由瑞德讲述。电影把这副嗓子留在画外，同时把大量画面交给安迪。我们听瑞德定价二十年，却常常看着另一个人劳动、等待、挖墙。叙述者还在，可知情和看见已经分开。自由如果只被讲出来，它是句子；若再被看见，它才有尺寸。

《公民凯恩》更绝。记者去搜集玫瑰花蕾，每个人只交出一个角度。没有谁拥有凯恩。新闻片像全知，其实是另一种不可靠：它把一生收成公共档案。小说若用一个朋友讲完凯恩，电影偏要把叙述者拆成一群互相打架的证人。凯恩本人越被讲述，越没有自己的嗓子。

《霸王别姬》对照的是李碧华的小说。文字里的语气、省略和结尾，不必原样搬上银幕。电影把说话权交给妆、唱、围观和纠正身体的人。谁在看戏，比谁在写戏更决定人物是谁。改编伦理不在少改一句台词，而在有没有诚实地改写「谁有权让我们知道」。

第一，这句信息是画面给的，还是嗓子给的。第二，说话的人看不看得见他讲的事。第三，如果把画外音抽掉，故事还剩多少。还剩，镜头自己在叙述。少掉一大截，叙述者其实仍住在声音里，只是换了工种。

《楚门的世界》把这个问题翻到观众脸上。隐藏摄影机、直播框、导演直视镜头：叙述者变成监视系统。我们不只是听故事的人，也是节目的一部分。本馆楚门笔记把它写成观看伦理，和这篇是同一条线。

书目里 Bordwell 的叙事书、巴赞论改编，都从这里往下走。这篇不代替对原著。哪一版李碧华、哪一段瑞德的旁白对应哪一格画面，仍要回到书和正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