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间
距离先于关系破裂。
《公民凯恩》的早餐桌越来越长，亲密关系在相似构图里逐渐失去温度。变化不是由一句争吵宣布，而是由桌面、报纸和空白慢慢完成。
一次双片放映
人怎样被写成
自己的角色？
一个人建造媒体帝国，一个人被训练成舞台上的虞姬。两部电影都在追问：当世界只允许一种身份，人还能否回到自己？
不是两种成功，
是两种被观看。
凯恩主动制造自己的公众形象。他买下报纸、书写原则，也不断改写别人如何看待他。程蝶衣的形象却先由他人塑造：师父、戏班、观众与时代，一层层规定他的声音、姿态和欲望。
一个不断向外扩张，一个不断被迫向内收紧。两条方向相反的道路，最后都抵达同一种孤独：他们越来越像那个著名的角色，却越来越难以作为普通的人生活。
把判断放回画面
不先给人物下结论。先看空间、身体与观众怎样一起工作。
身体
角色先进入骨头。
《霸王别姬》让训练成为一套身体语法。动作被纠正，声音被重塑，疼痛被解释成登台的代价。人物后来无法离开角色，因为角色早已不是服装，而是身体记忆。
观众
说给谁听，决定了人物是谁。
凯恩需要读者相信他的原则，程蝶衣需要台下的人相信舞台上的虞姬。观众不只是旁观者。他们提供掌声，也提供角色赖以存在的边界。
把双片对读
带回自己的写作
写人物时，我不再只问“他想要什么”。我还会追问三件事：什么空间正在改变他，什么动作已经成为习惯，谁的目光让他无法退出角色。
- 空间让场景里的距离承担人物关系，不用台词解释全部变化。
- 身体为角色设计一个长期形成的动作，而不是临时出现的表演特征。
- 目光明确人物正在表演给谁看，以及那位观众离开之后会发生什么。